进入新时代，我国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形势的新变化，发展的新任务，迫切要求大力提升高端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端创新人才队伍。近些年，我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虽然得到稳步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培养高端创新人才特别是世界一流人才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宁波大学强国战略研究院院长薄贵利认为，为切实解决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研究制定提升高端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战略，推进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现代化，为创新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核心观点
我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存在的主要差距和突出短板，就是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不强。如在两院院士中，我国完全自主培养的占比不高，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寥若星辰，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我国既存在人才总量不足的问题，更存在高端人才短缺、顶尖人才极度缺乏的现象。
大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研究制定相关的战略与对策，确定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优化资源配置，改革培养体制。此外，需要制定中国的STEM教育战略，并将这一战略融入人才强国战略体系，纳入国家五年规划，使之与其他规划协调推进。
推进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现代化，比如，需要改革人才培养体制，赋予人才培养主体应有的自主权，理顺人才自主培养主体内部的权责关系，充分发挥教师和导师的作用，重新塑造现代师生关系，建立和完善高校与中小学联动机制，允许和鼓励拔尖人才和特色人才成长等内容。
应为创新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包括宽松自由、鼓励争鸣的学术环境，包容“异见”的文化环境，激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创新环境，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以及法制完备、秩序良好的法治环境，等等。有了良好环境，创新人才就会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
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的交汇，使我国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为抓住机遇，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党的二十大和2021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到2030年，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01、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基本内涵、判断标准与意义
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体现。深入系统研究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界定其基本内涵，明确其主要判断标准。
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基本内涵。创新人才是指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行各业都需要创新人才。这里主要研究的是科技领域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该能力是指一个国家以自己为主培养创新人才的能力。提升这一能力，既包括扩大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领域和数量，更包括不断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人才自主培养，绝不意味着自我隔绝”。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说明，自我隔绝、自我封闭，绝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不可能培养造就世界一流人才。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科技产出快速增加，科技应用的时间越来越短。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科研人员要想跟上科技发展的世界潮流，不仅需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而且要有开放心态和世界眼光，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及时了解其现状和动态，自觉学习、借鉴世界科技前沿最新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可能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而自我隔绝、自我封闭的结果，必然是被迅速发展、永不止息的世界科技潮流所淘汰。正因为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新形势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坚持全球视野、世界一流水平，千方百计引进那些能为我所用的顶尖人才，使更多全球智慧资源、创新要素为我所用。人才对外开放是双向的，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要采取多种方式开辟人才走出去培养的新路子，使人才培养渠道多元化，储备更多人才。”
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判断标准。判断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强弱，必须要有世界眼光和时代意识。也就是说，要把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放到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中去考量、比较、评估和判断。离开了时代性和世界性，不仅无法判断，而且也没有意义。在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中，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强弱，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方面来检验和判断。
其一，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领域和数量。即在一定时期，一个国家能在多少领域培养出多少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领域和创新人才的数量越多，其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就越强，反之则弱。
其二，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质量或水平。即在一定时期，一个国家能够培养出多少高水平高层次的创新人才，特别是世界一流人才。这是判断一个国家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强弱的更加重要的标准。因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关键少数”，是第一资源的核心部分，是真正能够引领发展的战略资源，而且这类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能否解决“卡脖子”问题？能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能否突破美国等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围堵打压？关键要靠这部分人才。
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意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形势的新变化，发展的新任务，迫切要求大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端创新型人才队伍，其中包括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以及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工程师队伍。
其一，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直接关系到能否建成人才强国、能否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建成人才强国的主要标志，就是要建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大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可见，只有大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才能建成人才强国，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其二，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将极大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工业革命以来，创新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创新更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面对世界创新的新形势，为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而要大力推进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必须通过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来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其三，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将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创造必备条件。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为此，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实际进展却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水平的创新人才无法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引领和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恰恰是高质量的创新人才。没有这样一大批人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新时代，只有大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源源不断地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质量的创新人才，才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其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能够更加积极有效地应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之所以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人才队伍大而不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主要问题是水平和结构，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与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他进一步强调：“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而缺少一流创新人才、缺少一流科学家，恰恰是我国科技人才队伍最突出的短板。只有大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世界一流人才，我们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变为发展的机遇。
其五，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能够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近年来，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严厉手段对我国进行限制、围堵和打压。2021年4月22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由两党联手推动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其重点是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科学技术上开展全面竞争，在核心科技领域阻止中国获得领先地位。2022年2月，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继续诋毁抹黑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鼓吹对华战略竞争，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要突破美国的围堵，迫切需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打破美国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围堵打压，真正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权，抢夺战略制高点，谋取战略新优势。
02、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进展与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但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我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稳步提升。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教科文卫等事业的恢复和大力发展，我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主要表现为：（1）高校和各种专业技术院校培养规模持续扩大。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高校年招收专科和本科生共计28万人、硕士研究生3600人、博士研究生仅10余人。2020年，我国高校招收专科和本科生约850万人、硕士研究生114万人、博士研究生10万人，大约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倍、300倍、10000倍。（2）“双一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自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清华大学在ARWU、QS和THE中排名分别为29、15、20；北京大学对应的排名为49、23、23；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均进入前100名。（3）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迅速增加，R＆D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中国R＆D人员总量为438.1万人年，占全球R＆D人员总量的32.2%，自2007年起连年位居世界首位。（4）“高被引科学家”的人次和排位迅速上升。“高被引科学家”是指其发表的论文被引频次很高的科学家。入选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意味着该学者在其所研究领域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2020年11月18日，在科睿唯安发布的2020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内地上榜的科学家从2019年的636人次（占比10.2%）上升到2020年的770人次（占比12.1%），继2019年之后，继续稳居世界第2位。
我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存在的主要差距。我国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存在的主要差距和突出短板，就是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不强。（1）在两院院士中，我国完全自主培养的占比不高。例如，81%的中科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是“海归”。这种情况至今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研究发现，越是较为年轻的院士，其硕士、博士在境外学习的比例就越高。（2）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寥若星辰。从1950～2015年，获得诺贝尔科学奖4项以上的国家是：美国264项，英国56项，德国31项，法国21项，瑞士16项，日本14项，俄罗斯12项，瑞典8项，加拿大5项，其余获奖国家均在4项以下，我国仅屠呦呦1人获奖。此外，我国拥有世界顶尖科学家的数量少之又少还表现在科睿唯安发布的“引文桂冠奖”榜单上，这些获奖者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或潜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科睿唯安2020年和2021年发布的“引文桂冠奖”名单中，美国获奖人数为26人，我国无一人获奖。（3）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我国既存在人才总量不足的问题，更存在高端人才短缺、顶尖人才极度缺乏的现象。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科研人员数量占全球的11%，而美国占48%；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根据H指数排名统计的国际前10％人工智能科研人员中，我国有977名，而美国有5158名；马可波罗智库的研究显示，2018年参加NeurIPS大会的前1%人工智能人才中，有60%在美国机构工作，在我国机构工作的只有1%。
03、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战略与对策
大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研究制定相关的战略与对策。
研究制定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战略。一是确定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这一目标要求进一步细化和量化。比如，到2035年，我国要自主培养多少名战略科学家？多少名科技领军人才？多少名卓越工程师？细化和量化战略目标，必须体现国际一流标准，其中应包括自主培养多少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因为，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是国际社会对基础研究领域最高层次的评价和奖励之一，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科学成就最高象征，获得者的数量一直被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人才强国建设的重要指标。
二是明确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战略重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走的主要是大众化、批量化的普及道路，在人才培养上，没有及时将培养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放到应有的战略位置。这是导致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吸取这一教训，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作为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重中之重，咬定这一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改革培养体制，创新培养机制，为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三是尽快制定中国的STEM教育战略。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STEM教育是为了提高学生关于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的本质认识和素养，对于培育未来的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人才至关重要。经过30多年的发展，美国已将STEM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并由国家、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构成STEM教育培养体系。继美国之后，一些国家也先后对STEM教育进行了顶层设计。鉴于新时代我国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应紧密结合中国发展实际，从国家战略高度，研究制定我国的STEM教育战略，并将这一战略融入人才强国战略体系，纳入国家五年规划，使之与其他规划协调推进。
推进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现代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推进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现代化，是大力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重要保障。
一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赋予人才培养主体应有的自主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得不够、‘立’得也不够，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还没真正建立。”这段论述，同样适用于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扩大人才培养主体的自主权。这是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共有规律。比较研究发现，世界上凡是人才培养主体拥有充分自主权的，其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都很强，高层次创新人才层出不穷。道理很简单，人才培养主体拥有自主权，就有了自信心和高度责任感，同时也有了较强的创新动力和灵活性。而这一点，恰恰符合创新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众所周知，人才的先天禀赋是千差万别的。只有人才培养主体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才能认识、欣赏并且开发人才的不同的先天禀赋，才能培养出不同类型、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人才。相反，如果无视人才先天禀赋的千差万别，用一种思维、一套机制、一种模式去培养，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甚至还会把许多天才扼杀在摇篮中。正因为认识到权力下放对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主体充分授权，真授、授到位。行政部门应该下放的权力都要下放，用人单位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都应该由用人单位决定，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
二是理顺人才自主培养主体内部的权责关系。在推进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下放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人才自主培养主体的上层（如在高校，权力高度集中于学校一级），那么，同样不能充分发挥人才自主培养主体的作用，同样难以培养出高层次杰出的创新人才。因为，在高校，各个院系的专业不同，各专业领域人才的特点和成长规律也有较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不下放到院系，就不可能充分发挥院系的作用，就难以培养出各个领域和各个专业各具特色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因此，在高校内部，“校方也同样要赋予各院系相对充分的办学和管理自主权（如教授聘任、课程设计、学生培养计划、毕业学位等），充分调动院系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与主人翁意识”。
三是充分发挥教师和导师的作用。在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中，教师特别是导师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才培养实践表明，导师的水平越高、越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越有可能培养出世界一流水平的创新人才。因为这些世界顶尖的导师已经站在世界科技前沿，能够把最新的知识、方法和最前沿的动态传导给学生，使他们在发展中少走弯路，快速成长。有关研究发现，在诺贝尔奖100多年的历史中，有师徒关系的获奖者比例高达40%以上。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卢瑟福更是培养了多达14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进入21世纪后，日本诺贝尔奖井喷式的发展也得益于优秀的师承关系。有鉴于此，在构建和推进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一定要选择那些学术视野宽、业务能力强、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学者担任导师，并在创新人才培养中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因为只有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教师和导师才能尽展才华，充分发挥作用。世界著名高校之所以培养出那么多世界一流人才，一个共同的经验和做法，就是为教师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和单位习惯于把人才管住，许多政策措施还是着眼于管，而在服务、支持、激励等方面措施不多、方法不灵”。为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进一步破除‘官本位’、行政化的传统思维，不能简单套用行政管理的办法对待科研工作，不能像管行政干部那样管科研人才。要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要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放手让他们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同样适用于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中的教师和导师。只有积极为教师和导师松绑，让他们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把自己多年研究的体会、观点和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才能激发和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否则，若教师的手脚被捆住、头脑被束缚，上课是千篇一律、千口一词，那如何能够培养出创新人才？又如何能够造就超越前人的大师级人才？
四是重塑现代师生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浸透了儒家的“师道尊严”，最典型的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教。在这种师生关系中，学生对老师言听计从，不鼓励独立人格和批判性思维。而培养创新人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即挑战学术权威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养成并不容易，尤其在中国，尊敬师长的传统意识早已延伸到了学术研究领域，对权威的说教，学生是要言听计从的，是不能产生任何异议的”。显然，这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及其赖以存在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在现代社会，高校的核心功能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学生是学校的核心和主体，教师是为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服务的。认清这一点，就需要重新塑造现代师生关系，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在这方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做法和经验非常值得总结和推广。2005年挂牌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短短的16年间，已累计培养博士681人。在已经毕业的385名博士中，目前除了大量还在做博士后研究的，已有95人成为清华、北大、中科院、剑桥等知名高校院所的教授或实验室主任，接近毕业生总人数的1／4。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之所以取得骄人的业绩，与该所为学生创造的良好环境密切相关。为了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保障学生成为科研探索的主体，该所创造了一系列创新性制度和一流的创新环境，目的是让老师围着学生转，而不是学生围着老师转。
五是建立和完善高校与中小学联动机制。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娃娃抓起。例如，多少年来，中国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就是在家要听家长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听话的孩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倍受肯定和鼓励，那怎么能培养孩子的个性和独立人格？一个缺乏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人，又怎么能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在童年时代，孩子被要求要听话，上了大学或研究生，则要求他们要有批判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导向和要求，如何让学生接受和衔接？教育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只有在童年时代就尊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才能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实践表明，大学培养人才的水平高低，与中小学教育密切相关。如果中小学只提倡和鼓励考高分，缺乏对学生的特色和独立人格的培养和肯定，那么就会极大地提高高校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难度。因此，必须从中小学开始，实行个性化教育，允许和鼓励拔尖人才和特色人才成长。对学生的个性化教育，“中学的鼓励如果得不到大学的承认，就无法开展。而大学如果接受千篇一律的学生，个性化教育困难就比较大。中学大学联动可以解决这个两难”。
为创新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植物生长需要有适宜的环境，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更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包括宽松自由、鼓励争鸣的学术环境；尊重个性、包容“异见”的文化环境；激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创新环境；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法制完备、秩序良好的法治环境，等等。有了良好环境，创新人才就会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没有良好环境，就难以培养造就出高层次高水平的创新人才，特别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创新人才。构建创新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提高青年科技人才的待遇。在当今世界，青年科技人才是创新人才队伍的生力军，特别是在25～45岁时，他们的创新精神最为旺盛、创造力最强。如果没有良好的待遇，他们就难以在科研创新实践中成长为高层次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在我国，青年科技人才的待遇却比较低。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既有购买住房的巨大压力，还有子女上学，老人就医看病和养老的压力。在一线城市的青年科技人才，生活成本更高，压力更大，从而使以下情况难以避免。首先，一些基础扎实、有良好发展潜质的学子不愿意从事科技研究，就连许多省市的理科高考“状元”，在填报清华大学等名校的专业时，也往往选择经济管理或金融专业，原因是这些专业毕业后，收入高、回报快。其次，选择名校理工科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后也尽量出国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而不愿留在国内。再次，在发达国家学成毕业的博士或出站的博士后，许多选择留在了发达国家，而没有回国。“尽管近年来回国人才不断增多，但高层次人才中最优秀的绝大多数仍然滞留海外。这是我国的巨大损失。”最后，博士毕业或博士后出站留在国内的青年科技人才，迫于生活压力和事业发展，不得不进行很多与科研无关的工作，以致于难以专心科研。因此，为了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必须立足于国家发展大局，切实提高青年科技人才的待遇，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二，在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率先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根据我国国情和未来发展需要，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将建设高水平的人才高地，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将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这些高水平的人才高地或人才平台，同时也是高水平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重要基地。为吸引凝聚高水平人才和培养造就高层次创新人才，迫切需要在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率先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型政府，以便优质高效、规范有序地提供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文化、养老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为吸引凝聚人才和培养造就高层次的创新人才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克服急功近利思想。急功近利思想对高层次、高水平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有负面影响。不克服这种思想，就很难塑造和构建创新人才培养和成长所必须的良好的软环境。钱颖一教授把创新的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三种价值取向：一是短期功利主义；二是长期功利主义；三是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现实情况是，具有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有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具有第三类动机的人很少，甚至是寥寥无几。这里讲的急功近利思想主要是指钱颖一所说的短期功利主义。人才和培养人才中的短期功利主义，不仅无助于提升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而且会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高层次创新人才特别是世界一流的杰出人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追求的绝不是短期功利效应，而是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甚至有些科学家并没有什么太明确的功利追求，他们沉醉于科研，对所研究的问题充满了好奇，具有浓厚的兴趣，在这种好奇和兴趣的驱动下，他们具有一种不把所研究的问题搞清楚誓不罢休的精神和劲头。正是这种好奇、兴趣、精神和劲头，创造了无数的科学奇迹，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科技领域的大师和巨匠。因此，在我国，要切实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必须通过教育、引导和体制机制改革，将科技领域的短期功利主义降到最低，使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树立远大理想，像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那样，胸怀祖国、服务人民，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潜心研究，敢为人先、勇攀高峰。有了这种精神，青年科技人才才可能真正成长为大师级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