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说是既得利益群体，有人说是城乡二元体制，有人说是行业垄断。都对，这些都是阻力。但是，仅仅认识阻力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破解阻力，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民商》：您如何看待被各界广泛热议的收入分配改革新动向？
柏良泽：今年3 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做了新的概括，即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
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上述思路的要点是，第一，重提十四大关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摒弃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贯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第二，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纳入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总体安排中。第三，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第四，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第五，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第六，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可以看出，上述思路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完整的和系统的。
按照上述思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不能回避下列问题。
首先，不能回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公平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理念，应该贯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始终，但是公平并不排斥效率。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本身就是注重公平。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表面上看似重点在于体现效率，实际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本身就是在体现公平，平均主义才是最大的不公平。注重效率，就是强调按贡献分配，各生产要素都应该有可衡量的贡献度，拿劳动来说，衡量劳动贡献的标准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在于，如果权力、垄断、身份等非生产要素的贡献被夸大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被低估了，初次分配就会出现不公平。在再分配中，需要更加注重公平，但同样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其次，不能回避战略与策略的关系。收入分配是国民收入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割或占有。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直接反映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是否有效，不仅关系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问题，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问题。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着眼战略构想，即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做实质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提高工资性收入、调节个人所得税等针对现实突出问题提出的策略性措施，必须纳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框架之中。
再次，不能回避制度与现实的关系。改革开放后，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战略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是在收入分配制度建设上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比如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方面都出台了一些制度措施。但是，制度建设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制度贯彻的理念有偏差、制度本身效力不够、制度之间存在冲突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制度在现实面前大打了折扣。衡量改革的成败，关键是看现实的“潜规则”
是否抵消了改革的成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现实“潜规则”是权力、垄断、身份等要素决定分配，依据“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制定的制度在现实“潜规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但要破除现实的“潜规则”，光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不能奏效的。
《民商》：在您看来，面对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柏良泽：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说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至少应该包括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居民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分配格局，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分配格局。从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看，政府和企业收入增长过快，居民的收入增长连年下降。从居民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看，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测算的2009 年中国基尼系数均为0.47，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逼近危机线。
从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之间的分配格局看，行政性垄断的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收入畸高，一般竞争性行业职工收入偏低。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分配格局看，国企职工收入远高于民企职工。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分配格局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居民。
改变如此繁杂、扭曲、多变的收入分配格局，仅仅依靠临时性的、策略性的、应急性的改革方案不可能承载得了。社会普遍对收入分配改革给予厚望，原因是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但是，缺乏战略性的改革方案最后可能要以失望告终，原因是非战略性的改革方案承载不了那么大的社会主题。
我国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往往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是从枝节入手，结果是宏大的改革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导致越改革问题越多。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的决策方式存在严重问题。收入分配改革同其他改革一样，都是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方式下进行的，表面上这种方式能够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问题是，现行的体制是部门分割体制，每个部门都代表各自的利益，都是政策博弈的主体，牵头部门要想在部门之间达成一致，形成系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需要付出极高的协调成本。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之于众，很大程度上在于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协调困难。
经常有人问，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说是既得利益群体，有人说是城乡二元体制，有人说是行业垄断。都对，这些都是阻力。但是，仅仅认识阻力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破解阻力，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中央在收入分配改革的决心不能说不大，改革的思路不能说不清晰，但是，在推动改革上，过分倚重于部门以及部门之间的合作。
在部门分割的体制下，部门之间参与改革的责任、权限很难划分清楚，部门之间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牵头部门需要付出极大协调成本，加上部门之间利益的博弈，改革方案的出台极其困难。由于需要在部门之间反复协调、磋商、沟通，最终在部门之间达成一致，即便方案能够最终出台，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操作性也不会太强。中国改革，不缺少决心，也不缺少智慧，缺少的是超越部门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庞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的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摆脱目前改革的困境，破解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需要借鉴国外改革的经验，超越部门层次，实行顶层设计、科学决策。
《民商》：其实，我们都知道，收入分配改革是个老话题。多年来改革进程一直缓慢。在您看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柏良泽：邓小平提出，到上个世纪末就应该考虑收入分配问题了。但是，关于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我们却长期处于上摇摆不定的状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关于公平和效率问题，长期以来就争论不休。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严重制约效率的提升。改革开放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取得明显的成效。1992 年，中共十四大将“兼顾效率与公平”写进了党的报告，效率与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主张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从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新的变化，把“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即次要地位。这一提法，一直延续到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到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不再提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注重社会公平”的表述。十七大报告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主张“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今年3 月，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再次明确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至此，效率和公平重新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就是说，1992 年坚持“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效率与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1993 年到2004 年间，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一直把效率方在第一位，公平处于从属地位；2005 年到2009 年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则处于相对模糊常态；2010 年再次明确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效率和公平再次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的摇摆，必然导致改革思路的不确定。
在基本原则摇摆不定的前提下，制度设计不可能具有完整性和战略性。其一，缺乏公开透明的收入调查制度，到目前为止，准确一致的调查口径和规范健全的调查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无法摸清收入分配格局所涵盖的利益各方的底数。其二，缺乏有效的调节控制手段，平衡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平衡居民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平衡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平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平衡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分配关系，都缺乏整体性和战略性考虑。其三，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主要依靠加大财政、税收等手段的调节作用，缺乏精细、科学、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其四，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机制不完善。
如果问中国基尼系数为什么会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逼近危机线，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是道德主体，担负着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在收入分配领域中，需要政府有效规制，建立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甚至做权威性分配。目前，收入分配问题积重难返，但回避问题只能使事态越来越糟。矫正收入分配中的问题，需要从长远和整体性构想，摆脱渐进改革的传统路径，实行超越部门体制的高层设计，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构建系统的、实质性的改革方案。
应当清醒地看到，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进程。由于收入分配改革任重道远，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尚需时日。
《民商》：那么，您如何看待此时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如果要实现实质性推进改革，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实现“破”和“立”？
柏良泽：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当然需要有选择时机的考虑，但是，推进改革的研究工作不能停滞或搁置，改革方案更不能久拖不决。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由政府主导。理由很简单，一个是目前收入分配领域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没有政府的主导，甚至干预，只能使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可能无法收拾。另一个是，收入分配问题不单是市场行为，因为它涉及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政府作权威性的制度安排。在公平正义问题上，市场通常是失灵的。只有政府有能力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作全局性安排和调控。再一个是，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政府都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财政补贴力度、税收种类及额度，都直接影响企业、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干预，不是代替市场行为，政府干预需要在合理的边界内进行，同时尊重收入分配的市场规律，兼顾保障就业与提高收入分配水平的关系。合理的政府干预，必然带来法治环境下的健康的市场经济。相反，那些所谓的市场主体肆意妄为，才会对市场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因素很多，需要统筹考虑。首先要建立公开透明的收入调查制度，摸清收入分配格局所涵盖的利益各方的底数，只有这样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其次，平衡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需要建立税收、利润、工资的平衡互动机制，减少税收，多提利润，都会对增加居民收入带来影响；平衡居民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需要加大税制改革的力度，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平衡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最根本的是破除行业行政性垄断格局，对自然垄断行业，需要重新树立劳动价值决定工资收入的基本理念，垄断行业因独占资源、独占市场所获的超额利润，应该归还社会，同时，健全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机制；平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平衡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分配关系，关键是破除权力、垄断、身份决定收入的现实规则，防止体制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再次，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做统筹安排，避免单兵突进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