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左东岭教授做客文学院“新杏坛”，举办了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发性问题研究”的讲座。
讲座伊始，左东岭介绍了他所思考的“原发性问题”这一概念，即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者某一重大学术问题的开创期，由于受时代、个体素质或学术自身进展的限制所产生的足以影响后来研究的种种先天不足。一些当初匆忙之间形成的体系、理论或范式往往成为后来学术研究的基础或前提，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并加以检讨。左东岭指出，学术研究的历程从来都是双向的，“把问题转变成知识和把知识转变成问题同样重要”，后者甚至需要更高的学术眼光和综合性的学术素养。
左东岭在讲座第一部分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原发性问题的核心在于中西差异问题，其中也包含着古今差异问题。他以第一层级的基础概念“文学”为例，对西方19世纪以来浪漫主义运动所形成的重抒情、重个性表达的纯文学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性概念与主流话语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纯审美的文学观念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在文学史观方面，左东岭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说法隐含了一种历史观和价值判断，受到了西方进化论观念的影响，甚至后来又扩展至规律论，导致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大多遵循着“作家作品论加文学规律总结论”这样一种套路。但是文学史的编写目的不应只是总结规律，更应该注重寻找历史真相和找出历史事件之间的复杂关联。
对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这一问题，左东岭指出，“文学是抒情的、审美的、性灵的、诉诸意象的”这种说法，实则将议论、应用文体排除在外了，这与中国古人的做法相去甚远。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既重视情感深厚的感染力，也重视逻辑力量，欣赏说理有力的文章；再如唐宋诗之争，重说理、重议论、重学问的宋诗不如重情感的唐诗几成定论。这其中含有价值判断的倾斜，是受到西方学科意识和分类研究意识影响的体现，虽有其便利之处，但是情理相辅相成才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
讲座第二部分，左东岭以钱谦益为例，指出中国古代也存在着相似现象。钱谦益因一己之私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形成的严重学术偏见影响了朱彝尊的《明诗综》，又影响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明人别集提要的学术判断。他强调，如果不把这些原发性问题进行清理并加以纠正，就无法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
讲座最后一部分，左东岭指出研究原发性的学术问题必须具备以下几项内容：一是必须提出明确的基础性、原理性、关键性的问题集中予以探讨。二是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其学术结论本身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其学理性的偏差与缺失。三是深入探讨其原发性问题形成的时代、个人等复杂的原因。四是揭示其对于学界同类研究之重要负面影响。如此才可正本清源，为新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范式的产生提供有益参考。
左东岭在讲座中多次提到“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希望同学们敢于质疑，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讲座由文学院孙学堂教授主持。讲座结束后，孙学堂对左东岭的精彩报告再次表示了感谢。同学们积极提问，左东岭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丰富了讲座内容，现场气氛活跃。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等学院师生共同聆听了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