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学将近30年，对这个领域国际上什么人研究什么问题，基本上是清楚的，对什么人会出什么样的书基本上是可预见的。我曾经先后主持过两套国际绿色发展前沿的译丛，对1992年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的那些代表性经典写过一些书评。但是读到日本80后留德博士斋藤幸平的这本《人类世的“资本论”》（2020年日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中译本）却是非预期的。读完以后大呼过瘾，觉得写出了不少有意思的新东西，特别是把马克思与当下在欧美崛起的去增长（degrowth）理论关联起来，是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人类世的“资本论”》以人类世和气候变化为背景和核心问题，讨论如何在理论上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应对。全书共8章，基本上可以分为先破后立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3章是破，是对西方经济增长模式及其两种修正即绿色增长和去增长理论的评析和批判；第二部分共5章是立，讨论马克思的去增长思想及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的意义。前者提到的一些人和书是我熟悉的，书中的评析很到位，我做可持续发展研究对此有共鸣和感悟；后者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觉得本书建立了一个马克思去增长理论的新框架。
前3章分别讨论西方经济增长模式的三个主要的思潮和理论。第一个是对西方增长模式及其知识基础即新古典经济学要害问题的概括和批判。作者引用德国学者布兰德和威森的分析，认为西方增长范式是典型的帝国式生活范式，即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生活方式，通过三种方式的转嫁导致了对全球南方发展中地区的两种掠夺。三种转嫁是：技术性转嫁，即搅乱生态体系；空间性转嫁，即外部化与生态帝国主义；时间性转嫁，即“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两种掠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劳动力的掠夺和全球资源环境的掠夺，这特别表现在处于经济增长中心地位的全球北方国家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掠夺。作者认为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诺德豪斯是用新古典经济学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代表性人物。诺德豪斯的获奖源于他从1991年开始的气候变化研究，然而诺的看法是非常新古典经济学的。按照诺的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二氧化碳削减设想，地球温度到2100年至少会上升3.5度，远远超过了现在联合国倡导的目标，即地球温度上升不要超过1.5度，发达国家从现在起就要减少碳排放，2050年实现碳中和。学术界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传统经济学强调高贴现率，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能影响今天这样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低贴现率，要求经济增长转型变革进入稳态发展新阶段。参加国际上的有关活动，我知道对于诺德豪斯获诺奖，主张强可持续性的许多学者是有微词的。
第二个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绿色新政即绿色增长的评析和批判。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北方发达国家推出的经济拯救政策，意在像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新政那样，通过大规模财政出资和公共投资来推广可再生能源、电动车等，然后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书中把绿色新政和绿色增长称之为气候凯恩斯主义，举出了理论上的一些主要支持者，例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又热又平又挤》（2008），绿色经济作者里夫金出版了《绿色新政》（2022）等书。我2009年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UNEP的绿色新政咨询会，纽约书店推荐书柜中最醒目的就是绿色新政方面的书。但是绿色新政在搞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人眼中，却不是可以拯救地球的方法，因为它强调的是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效率继续推进经济增长，而不是减少增长将物质消耗控制在地球生物物理极限之内。著名的反弹效应概念即杰文斯悖论证明，微观上的技术效率改进无法控制宏观上的物质规模扩张，因此绿色增长最终仍然是超越地球承载能力的不可持续发展。当年在纽约联合国环境署的咨询会上我曾经问绿色新政方案的起草者，重点是关注生态效率还是生态效益，当回答是生态效率的时候，我就明白绿色增长其实是新瓶装陈酒。2011年到布鲁塞尔参加欧盟绿色经济研讨会，我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说绿色经济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绿色增长是传统的生态效率改进思路，稳态发展才是新的生态效益转型之路。坐在我旁边的时任UNEP一把手，后来发言说我对绿色经济的解读是深刻的。
第三个是对2008年以来提出的甜甜圈经济学等去增长理论的评论。绿色增长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阈值的冲突，2008年以来英美国家的学者提出了去增长的绿色发展新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是Raworth的《甜甜圈经济学》（2017）和Hickel等的《少就是多——去增长如何拯救世界》（2020）。甜甜圈经济学认为无限的绿色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应该是甜甜圈的中间层，其上是环境极限，其下是社会底板。北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物质规模已经超过环境的天花板，需要减增长退化到中间圈；南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需要摆脱西方国家的传统模式，实现环境与经济匹配的绿色新发展。2013年我到伦敦开会碰到Raworth，当时她正在构思甜甜圈一书的写作框架，我们做了有趣的交流。我同意Raworth的有创意的理论探索和可视化表述，因为我曾经写文章提过，如果传统的经济增长是A模式，现在需要两种可持续性转型，一种是发达国家减增长的B模式，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聪明增长的C模式。我的问题是，谁来调节以及如何实现这样的重大转型。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人类世的“资本论”》的看法是击中要害的，强调全球不平等是气候问题的症结所在，说有经济增长癖好的北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可能进行去增长的转型，他们还在诱惑南方发展中国家以他们为范本进行发展，因此不能对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去增长抱有任何幻想，现在需要的是后资本主义的去增长方案。
《人类世的“资本论”》后5章，讨论马克思的去增长思想及其在当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意义，是作者有重大建设性思考的方面，总结起来觉得讨论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内容。在是什么方面，与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是生产力至上主义不同，作者有新意地提出马克思的晚年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去增长思想。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演进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40-1850年代，在《共产党宣言》和《印度评论》中表现了生产力至上主义，强调经济增长；第二个阶段是1860年代，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表现了生态社会主义，作者本人2018年出版过《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并得到过学术界的大奖；第三个阶段是1870-1880年代，在《哥达纲领批判》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强调了可持续性。这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对晚年马克思所构想的未来社会的新解释，作者以此为基础，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两大掠夺问题，不能靠资本主义的去增长理论，而是要靠共产主义的去增长理论。本书出版后，国外有人评论作者提出的马克思晚年去增长思想证据单薄，说服力不够。我读这本书的感觉是，作者的重点并不是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考据，而是要从一点微小的线索出发，架构和发表他自己有关共产主义去增长的宏大理论。
为什么共产主义的去增长可以成为人类世的“资本论”，作者的理论基础是有关私人财富与共有财富（commons）的区别。19世纪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劳德代尔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劳德代尔悖论”，即私人财富的增加是由共有财富的减少所产生的。作者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物品与共有财富是充足的，人造物品和私人财富是稀缺的；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主义和工业化大规模将自然物品转化为人造物品，共有财富转化为私人财富，中心-边缘式的经济增长导致了社会掠夺和自然退化；共产主义的去增长社会需要进行否定之否定，通过共有财富与私人财富的再平衡，实现地球上的人类平等和地球和谐。GDP的增长与去增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繁荣和福祉概念。资本主义的GDP增长实际上是私人财富的最大化，是以减少共有财富为代价的，结果是地球上少数人和全球北方国家的富裕和物质奢侈，导致了地球上多数人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贫穷和被掠夺。当前的气候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私有化的最大的公地悲剧，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全球北方社会和少数富裕阶层造成，但是它的后果却主要由全球南方国家和大多数穷人承担。共产主义的去增长是要减少私人财富的过度增长，夺回被消耗的共有财富，实现共有财富为主导的大多数人的繁荣与富裕。
对于怎么走向共产主义的去增长和夺回被私人财富占有的公共财富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关键是用“使用价值”的经济替代传统的“交换价值”的经济。资本主义的目标是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因此特别强调商品的“交换价值”。追求交换价值增值的结果，最终就变成了只要卖得出去，卖的是什么都不重要。共产主义把“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增加作为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要把重点放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上，而不是以增加GDP为目标。同样是在2020年，Hickel在《少就是多——去增长如何拯救世界》一书中的重点，是在技术层面提出四个方面的去增长思路，即减少计划性报废、减少广告、减少食品浪费、减少反生态的生产。不同于Hickel，作者在体制层面强调人们要对生产资料进行自主、横向的共同管理，提出了实现去增长共产主义的五个基本原则。一是转向使用价值的经济，摆脱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资本主义生活模式；二是减少劳动时间，提高生活质量；三是废除导致统一劳动的分工，恢复劳动的创造性；四是推进生产过程的民主化，减缓经济速度；五是转向使用价值的经济，重视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阅读该书是一次思想的激荡和盛宴。不同于作者在书中强调的权力-平等二维矩阵，多年来我一直用两个半球的理论来解读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下半球是发展半球，上半球是治理半球，我觉得面向人类世的全球可持续性转型需要上下两个半球同时发力。就中国发展而言，如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20年是中国高速度增长的四十年，那么从2020年到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就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下一个四十年。阅读该书，可以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成新的系统化的学理性看法。在下半球的发展半球，中国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是要倡导一种中国特色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的甜甜圈经济学，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和生态友好；在上半球的治理半球，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倡导一种有中心领导、有群体合作的中国五星红旗治理模式，上下互动、相向而行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人类世新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