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提振投资人信心
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张燕生认为，扩内需实施三个指标是当务之急：一是要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这可以从增加居民收入、优化营商环境、稳市场主体三方面入手。二是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也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通过解决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愿意消费，就业优先，改善中低收入家庭保障。三是推动中等收入人群倍增，也就是推动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而推动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和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大国经济起飞后就要内需立国。”张燕生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现代化，不可能靠外需拉动，肯定要靠内需拉动。而扩内需的重点就是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头车。
要怎么增加居民收入？有哪些渠道？重点应该提高哪些群体的收入？
张燕生举例，浙江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全国最高的，超过了70%，而全国平均是43%。在他看来，这与浙江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
首先浙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快，当地的经济活力也很旺盛。由于浙江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老百姓用汗水过好日子的愿望就容易实现。
同时浙江也注重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也就是政府和全社会更加重视实物社会转移。即在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中，收入分配区分为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再分配和实物社会转移。实物社会转移是由政府承担支出、由特定居民受益的公共性消费品。如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这样能更好实现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社会分配收入的差距。
谈及就业，张燕生提到，目前我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比较高。同时，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再创新高。“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把稳就业提到战略高度来通盘考虑。”
在他看来，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提振投资人信心。现在很多大型企业并不缺钱，但却在大量减员，原因在于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创造青年人就业，首要是提振大型企业的信心，使它们对未来有一个好的预期和信心非常重要。”
张燕生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政策环境、舆论环境和社会心态的不确定性。“比如很多政策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往往在出台时和市场从业人员、投资人、企业家、民众的沟通没有做到位，就容易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料的震动和冲击。”张燕生说，所以下一步如何更好地管理预期和提振信心，对稳就业尤其是年轻人就业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稳增长、稳市场主体、积极发展服务业和新型城镇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也是扩大就业的好途径。
要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扩内需，除了稳消费外，扩投资也同样重要。围绕民间投资下降原因、如何提振民间投资等话题，张燕生提到了三个方面数据：
首先是外贸主体数据。以去年的外贸数据为例，国企出口占比是7.9%，可见国企并不是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换的主角，但是国企进口占比26.9%，表明国企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关键矿物安全、供应链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角。
与此同时，民企的出口占比接近60%，因此民企是参与国际竞争、国际交换的主角，是市场经济的主力军。
其次是行业数据。“从我国制造业的所有制形式来看，民企占比是61.2%，外企占比是11%，民企和外企的占比超过70%，说明我们的制造业发展很好的重要原因是市场准入是开放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张燕生说。
“这就告诉我们，下一步要用改革的方式扩大市场准入的开放程度，提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张燕生强调。
第三方面数据是地方国企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发展得越好，民营经济发展得越好，地方国企也就发展得越好。”
从地方国企发展情况来看，广州排名相对较高，紧随其后的是深圳、厦门和杭州等。而有些地方市场经济发展得不好，民企发展得不好，地方国企发展得也不好。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构建高水平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核心是要落实从制度上和法律上把民营企业和国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民间投资不振的深层次问题，国家要出台促进民营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张燕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