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看清美国当下的走势，不被表面的现象、噪音、惯性思路所迷惑或误导，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再深入一步，去重新审视一下美国政治经济体的深层结构。”12月1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学术院长傅军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如此表述。
傅军认为，美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的乐曲已由美国制宪者谱写完毕，其结构相当坚固，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并没有超越制宪者的智慧，有能力重新谱曲。他的作用顶多是一个乐团的指挥，对乐曲有自己的独特的解读并指挥演奏。在建构全球主义的共和与美国主义的共和之间，他无疑是保守的美国优先主义者。由此，美国正在对全球主义再思考、对回归美国主义再布局。这或对世界格局意义深远。中国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充分准备。
以下为傅军的发言：
傅军：谢谢主持人。昨天大家听了一场音乐会。音乐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交响乐背后有结构，不然那么多音符很难构成和谐的交响曲。类似的，今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如果我们要看清美国当下的走势，不被表面的现象、噪音、惯性思路所迷惑或误导，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再深入一步，去重新审视一下美国政治经济体的深层结构。这好比是看一座大厦，我们不要被表面华丽的室内外装修所迷惑，而要去看看到大厦背后的那些承重墙，然后再做判断大厦是否超载了或还能抗震，是否有可行的修正方案。用音乐语言说，演奏是否过于“戏游”了，需要“再回归”原先结构。
深层结构
都说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政府是只看得见的手；其实并不尽然，如何有效组织权力，构建上层建筑，这也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因此，政府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读读美国的制宪历史，制宪者给人的印象是崇尚简洁、一致、精准、范围的原则。如果把宪法文献放在一起看，犹如欧几里得几何，展示了从公理到定理内在逻辑一致的顺序。美国政治经济体的深层结构由两个简单的公式组成，一个是政治学的公式，即共和主义；一个是经济学的公式，简洁地可表述为科-道生产函数。
先说共和主义。共和主义的公式是：共和主义=一个（领袖）+少数（精英）+多数（民主）。美国制宪者信奉的是“共和”高于“民主”，虽然等式中包含民主（多数），但在现实中，民主的实施是个逐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美国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才得以完成。制宪者深刻领悟“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张力，他们对独裁的暴政和多数主义的暴政都保持高度警觉。民粹主义将剥夺个人或少数的自由，因此他们并不相信简单的一人一票的多数主义。在制宪过程中，他们也没有直接使用“民主”一词。在制度设置上他们更是费尽心思。例如，美国独特的总统选举团制度的精心设计以及复杂的权力制衡体系 -- 虽然远非完美 -- 即是这种共和主义的具体表现。追根溯源，美国的共和主义其实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混合政体”的现代版。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正如独裁不是好东西，简单的多数主义也不是好东西。人非神也，在多数，少数和个体这些变量之间，为了使人从无知、偏见、暴政中“自由”出来，关键是平衡和加权。虽然当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平衡和加权的精确数学公式，但是他所倡导的“混合政体”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如果历史不忘记，苏格拉底就是死于多数主义的暴政。
如果把美国制宪者比作是作曲家，那么美国共和主义的乐谱已经写完，其结构相当坚固，虽然边际或还需修正，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并没有超越制宪者的智慧，有能力重新谱曲。他的角色顶多是指挥家，即对同一乐谱或有不同解读，并根据自己的解读重新组织和指挥演奏。从历史上看，这也是总统应该扮演的角色。问题是，虽然同是一个共和主义的乐谱，但是在多大的时空中演奏，是美国主义还是全球主义的共和，熟先熟后并以什么节奏？历史上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解读，并在整体上展示了波浪型的发展轨迹。例如，威尔逊总统的全球主义似乎就有过于超前之嫌，被保守的美国主义否决了。相关地，全球化的过程也并非线性。一个世纪前也出现了全球化，之后引发了逆流。
早期的美国无疑是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的共和，那时孤立主义倾向严重，门罗主义只是个例子；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把美国推向了全球主义的舞台。当时美国财力雄厚，二战后到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GDP占世界比是一直是40%以上。二战后联合国系统主要是美国构建的，尽管说到底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内体系，因为全球没有一个主权政府。但是联合国系统大体也反映美国共和主义的思想，制度安排上也充满了平衡和加权，并不是一味的多数主义民主。例如，虽然联合国宪章说国无大小一律平等，但在安理会的制度安排上，只有5个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再如，世界银行和IMF等成员国的表决权也是加权的。对于实行一人一票多数主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曾经觉得失控并退出。这显示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有从全球主义回归美国主义共和的意愿和行为，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对美国来说，简单地把国内体系照搬到全球范围，会出现数字错位问题；用特朗普的话说，这叫让人搭便车。
以上说的是政治，以下再说经济维度上的科-道生产函数。根据此公式，经济增长是（土地、劳力、资本）的函数。但是这个简洁公式的本身并没有界定组合生产要素的范围，要素组合的范围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历史上，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使这些生产要素在美国主义的共和体内得到了自由流通，这大大提高了国内资源的配置效率，为美国日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由于国内共和体是主权政府，必要时这种政治经济体的一致性使福利的再分配变得可能，进而也有利于资方和劳方之间更容易达到平衡。例如，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时期，美国对最富裕人口的税收从30%迅速上升到80%。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科-道生产函数，情况就不能同日而语。由于资本流动是全球范围的而且其速度惊人，而劳力（特别是蓝领）却多是本地的、不易跨境。这种流动性的不对称的结果将造成本国资方和劳方收益的极不对称。有数据显示，美国最高CEO收入与平均工人收入之比，在上个世纪70年代是40，到了本世纪初高达800；再有，美国男性工人中位数收入（去掉通货膨胀因素）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相应的，美国中产阶级占整体收人之比一直在滑坡，从大约58%下降到46%，大跌了12%。
看来理想主义的经济学家大大地低估了当代国际关系和秩序还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现实（而政治都是当地的，并不是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是平的”），并由此低估了全球上亿规模人口在短短几十年加入全球生产链以及由此引起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国就业和福利再分配的含义。全球主义的理想虽然丰满，但是骨感的现实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经历了所谓“没有就业的增长”，期间资方大大收益；劳方成了输家，特别是蓝领。这也是特朗普当选和反全球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个逻辑适用美国，也适用英国脱欧。
由于多年来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政策越来越趋同，都是中间偏右（即倾向资本），因此美国社会 -- 特别是美国保守的中部 -- 反建制的情绪强烈，只是没能得以有效的表达而已，长期被倡导全球主义的东西部地区和主流媒体忽略。然而这次，特朗普乘虚而入。特朗普并不是共和党选出来的，他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40-50岁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全球主义共和的交响曲首先是资本（和知识精英）的“戏游”，他们的声音却被淹没了，所以他们迫切希望“再回归”原先美国主义共和的结构。对他们来说，全球化并没有使他们受益，他们对现状极其不满，对退休后的前景也极不乐观。看看美国的债务和人口结构，确实会让人担忧。
重新布局
基于上述可以看到，现有两个政治经济公式扩展到全球，并以如此的人口规模和资本速度参与其中，已经引发了许多噪音和不和谐。估计下一步，美国从全球主义回归美国主义应该是大概率。其实，这已不是什么新闻。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已提出了再工业化，只是回归速度不尽人意。
相比而言，现在条件似乎更成熟了，主要是因为美国能源的国际依赖度及其成本正在迅速下降。2015年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已经达到90%以上，是1982年以来的最高点。特别地，美国页岩气的蓬勃发展使其能源更接近于自给自足的状态，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而且美国获得能源成本优势也是最近的事。有研究显示，目前中法德的天然气成本是美国的3倍，日本则接近美国的4倍。相关的，美国制造业成本已是发达经济体中最低的；美国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也在迅速缩小。所有这些预示了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重新洗牌，全球生产链将重新组合，这种变化对美国经济、能源安全、军事部署、以及世界地缘政治意义深远。起码，这将提高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和外交投入的自由度，从而进一步腾出手来实施美国战略东移。能源自给自足将是二战以后美国从全球主义回归美国主义的物质基础；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要忘记当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挂钩的是石油，美国金融帝国从此确立，而金融背后是武力保护；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发达程度主要表现在能源的聚集度。
幽默小说家马克-吐温说：“预测很难，预测未来更难。”如果一定要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预测未来的话，那么有迹象表明特朗普会更倾向于回归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的共和。特朗普说“美国第一”，即是将美国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美国的全球责任将退居其次。当然，估计美国不会无条件地从全球事务中撤出，造成过度的权力真空，更有可能的是会要求其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成本。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说了很多与施政相关的话或承诺，不必全部当真。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从竞选者到战略家的转变有个过程。但是无论如何，相对于全球主义，特朗普无疑是个美国主义至上的人。相应地，他的施政方向大体可归拢为四个方面（是大概率），加起来或会对全球政治经济造成冲击。
一是，在需求侧方面实施即时的强刺激，即大规模地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外加扩充军备开支，以期一石双鸟地在短期内扩大国内的就业机会。时间不等人，特朗普一届只4年；如果期间中产阶级没有明显的获得感，他就没有机会连任。目前美国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和空间很大，主要是因为过去在这方面的十分不足。美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占GDP的2.8%，但是现在只有1.4%。在军备方面，美国会要求其盟国更多地承担防务成本。这样，即时的好处可以增加美国的军火生意，长期好处可以促进美国武器升级、进一步巩固军事实力，拉开与挑战国的距离。
二是，从供应侧入手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以配合全球资本回归美国，并以期在中长期扩大税基。除了居民所得税从现在最高档的39.6%减到25%外，对资本回归美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公司税率。降低公司税率，创造低税天堂（外加美元升息），形成“虹吸”效应，促进全球资本流向美国，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公司税率是22%，最低的是加拿大和英国，是15%（相比，中国很高，企业综合税负接近40%）。国际比较可见，美国有降公司税率的需要和空间，即从目前的35%降到15%，而共和党历来就是倡导减税的。现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又同时被共和党控制，这使实施减税政策在立法程序上变得更有可能。不难看出，这里有当年里根总统供应学派改革的影子。
三是，在国际经济层面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原因很简单，美国贸易赤字太大，进口多出口少，大量工作因全球化而失去。相应地，特朗普会退出TPP，也会重新谈判北美贸易协定，加强特别是与中国的双边贸易谈判，以获取更有利于美国达到贸易平衡的结果。
四是，在地缘政治上特别是在中国和俄国之间寻求新的战略平衡。道理也简单，中国现在已成为新兴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并以全球战略的高度实施“一带一路”，而俄国经济增长在0%左右徘徊，其经济结构上犯了巨大的荷兰病，康复的道路漫漫。因此，对美国来说，真正的挑战国不再是俄国而是中国；南海局势或只是个序曲。
中国应该高度警觉，做好充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