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傅军教授在英国出席了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列茨主持的中国研究工作组的第三次“转型经济与制度设计”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了“Institution Design and Economic Growth – Anti-Monopoly Law as Market Constitution”（制度建设与财富增长——反垄断法是市场制度的宪法）的发言。
傅军的演讲从全球范围的历史视角出发，他首先提出财富增长是各国纵向和横向制度安排好坏的函数的理论假说。纵向的制度安排指的是科层的政府安排，包括官僚体制；横向的制度安排指的是以保护个人产权和自由交换的市场。就纵向的制度安排而言，关键是如何挑选人才以及如何对权力和利益进行控制和平衡的安排。根据该理论的逻辑，在所有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决定于人口的众寡；但是由于各国在纵横两方面制度安排发展的不同，造成了创造财富能力的差异。
傅军教授指出，历史上中国是第一个以科举制度进行公开竞争选拔官员的国家，正是因为如此，在13世纪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科举可谓比四大发明更重要的中国第五大创新。但是不幸的是，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国在纵向和横向的制度安排上再没有重大的突破。相比之下，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在纵向制度安排上借鉴和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并对权力进行的合理的制衡的立宪过程；在横向制度安排上，西方建立了以保护个人产权和自由交换的市场体系，结果是其创造财富效率开始远远超过中国。1820年时，中国的GDP是世界的32%, 一个世纪后，这个数据迅速下降到13%，改革开放前夕大约是5%。今天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中国又回升到大约10%，最主要推动力是市场导向、注重微观激励的制度革新。尽管中国古时就有短距离的市场交易，但是现代市场制度对中国而言实属新鲜事物，比如，早在1600年英国就有了股份公司，1602年荷兰已有了跨国上市的股份公司，相比之下，中国的《公司法》在2005年才通过。
傅军教授用全球的经验数据展示，从制度角度上看，财富增长的关键因数是市场和法治。宪法是关于纵向的政治领域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关于横向的经济领域的宪法。1870年英国的人均生产率与美国之比是1.13:1; 而在1913年这个数字是0.84:1，显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均生产效率就超过了英国。1890年美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看来以后美国经济表现与此不是不无关系。此外，与英国一样，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借鉴了中国科举；美国的宪法对权力和利益进行了相当复杂、独特的制衡安排。如此制度安排对财富增长的效果如何？一百多年来，美国占全球的GDP一直相当可观，1913年是32%，1960年是26%，1980年是22%，2000年是27%；到今天美国的人口也只有大约3亿。
傅军教授最后指出，中国在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和《反垄断法》不仅是对前期市场导向改革的总结和确认，同时又为今后的发展做了制度层面基础性的工作。作为转型经济，中国反垄断的最大特点是与纵向制度有关的行政垄断。鉴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走过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这一漫长的旅途，而中国目前在法治方面有许多有待于努力的方面，中国反垄断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但无论如何，这部经济领域中的宪法是中国迈向成熟市场又一关键的一步。从纵向的制度设置上，如果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有什么启示的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强宪政主义，推进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选举而已。从创造财富角度来说，一天中人的一部分时间花得是有效的；一部分时间是无效的；另一部分时间可能是在内耗。一个所谓好的制度安排，实质在于最大程度上增加每个人每天花的有效时间，最大程度上减少无效和内耗的时间。制度完善能给中国财富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毕竟中国目前人均GDP的水平还排在全球的中等偏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