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5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
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重视新一轮技术创新、产业革命带来的影响。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因此，除了加快科学发展、技术创新，还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及早做好技术创新和迭代发展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储备工作。
关注人工智能迭代和颠覆式发展的影响
ChatGPT出现后，人们除了关心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化，也讨论其对社会的影响。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话，这次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人工智能革命，将对人类知识创造和人类脑力劳动产生深远影响，会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层面，包括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治理等，与之相关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也会提上议事日程。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需要认真研究、未雨绸缪，使人类在发展进程中与机器共同发展，确保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当前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是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体制机制设计
适应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革命，人类创立了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科学，建立了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现代工业社会的微型共同体与宏观共同体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机器人与就业、ChatGPT与知识生产正在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比如，机器人大量使用下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府税基、征税方式、政府治理方式、教育改革创新等。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智能生态下社会加速整合，需要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等核心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人类认知、社会结构变迁、机器人发展趋势、人类网络演化等综合问题上作出回应，建立综合决策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基础理论与时俱进。不久的将来，人们会认识到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快速演化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人工智能给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一是不仅因为技术快速发展，还在于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社会运行机制、运作方式的深刻变化。机器人与人类构成的关系模式是全新的，且界限模糊、不确定性加大。回顾历史，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影响，自其诞生以来就存在争论。而且，人工智能一旦进入决策系统，必定是革命性的，因为其本身具有智能，且有不确定性。对在什么情况下的人机互动会带来问题，或者如何界定人工智能产品滥用，已成为新发展阶段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不能回避的新情况，其关乎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也关乎社会秩序维护，以及主权国家如何为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制定相关指导原则——这些远不同于传统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制定。
二是为适应技术进步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需要了解整个社会在智慧生态下是如何变化和如何运作的、其与以往工业社会有什么不同。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快速扩张，其用户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人手一部手机，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OpenAI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在2023年1月推出仅两个月，月活跃用户估计达1亿人，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应用。人工智能产品越来越吸引人，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数字产品、人工智能产品，如社交网络、短信、游戏、抖音、ChatGPT等。受时间刚性约束，人们使用某些网络产品，就不再可能有更多时间使用其他产品，或用更多时间读书、交友、增进亲情等，在某种程度上，一些社会成员被数字产品、人工智能产品俘虏了，这种现象已经导致社会关系模式深刻变化，造成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边界消失。
面向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拓展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内涵外延
一方面，要聚焦政策重点。
一是教育改革创新应提上议程。要研究人工智能的特点、人类不同于人工智能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发挥人类主动性、创造性，开拓创新性思维，把教育改革创新的重点转到创新性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数据素质、技术素质和人文素质，提升人类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和水平。教育应当把人的全面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是加快机器人布局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开发适合人类特点和需要以及能够改善人类福祉的就业岗位；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提升人类福祉，推动社会进步。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技术革新，人们都会提出新技术对就业冲击这一问题，但每一次技术革命后，人们都会发现人类拥有了更新的工作岗位。所以，对人工智能的出现不必过于担心，但需要加快研究其可能对人类就业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可能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合理布局人工智能和人力资源。
三是研究收入分配体制。财富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态下有着不同于工业革命时代的特点。罩着高科技的外衣，数字经济生态的不平等更不易被发现，难以监管。它同样符合“二八定律”：能够获得收入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为20%，其余的80%尽管是多数，但财富会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造成社会问题、公共议题，即社会不平等，甚至中产阶级消失。数字经济中的赢者通吃和人工智能降低社会流动性等问题要及早研究。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是工业化、标准化、大规模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一种社会结构，在数字环境下，这种社会结构会随着生产方式变化而发生变化，人们在工业社会环境下预想的社会结构可能不会如期而至，要关注新趋势，及时调整公共政策、社会政策预期。
四是关于社会保障问题。19世纪的工业革命造成了机器大生产，人口向大规模工厂集中、向城市聚集，形成了大规模经济带、城市带，传统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原先由家庭、社区承担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功能失去其作用，随之而起的是由政府立法并逐步建立起、现在人们依然在使用的社会保障制度。大量机器人的使用会造成现有工厂组织形式、组织形态发生变化，机器人取代人工劳动力，原有的社会保障交纳方式、发放方式将随之变化，这些变化将引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创新。如何改革？如何创新？需要紧跟技术发展深入思考、探索。
五是现有财政体制、公共服务体制是在工业革命时代组织形态下形成的。在机器人取代大量劳动力的环境下，税收制度将发生深刻变革，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体制改革和创新不可避免。
六是随着上述变革和创新，政府治理方式、行政运行模式会发生相应变化。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将会聚焦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影响，并根据这些社会影响，调整公共政策、社会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方式，更好安排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秩序，处理好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研究要与时俱进。
在这样一个时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着巨大的挑战，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时代的思想家、大家，深入研究技术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可能变化及其方向，密切关注技术本身，学习研究技术，关注其最新发展。
一是面对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应对技术本身的逻辑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技术发展的逻辑，才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发展和变革方向。
二是反思产生于19世纪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它们的技术逻辑、历史逻辑和社会逻辑，进而理解当代技术发展和创新可能带来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创新内容和发展方向。
三是深入研究新技术革命本身的特点、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研究它们对未来社会、人类发展带来的影响，根据这种技术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创新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更好处理人类与机器之间关系，在更高基础上增进人类福祉、生活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