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进步和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了欧洲与日本的水平，我们的电动汽车、无人机、互联网、航天、船舶、高铁、清洁能源等领域已经能够跟世界一流水平一较高下，但是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我们的居民福利水平远远落后其平均水平。
一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比如医疗、住房、养老、托幼、失业、伤残等领域的补贴和帮扶支出，在30多个OECD国家这个指标的平均值目前是21.5%，而中国目前是在6.5%。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鸿沟，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新生儿数量的下跌，中国本土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比如中国的一部分人才出国留学之后不太愿意回国等等。
以前是美欧日的福利体系创造了占其人口比例50%以上的中产阶级，而美欧日广大中产的既慷慨又挑剔的消费，拉动了中国的制造业腾飞；但是如今他们的消费增长变缓慢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用他们的消费市场和核心技术支持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那么中国的产业要想继续升级，就必须依靠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了。
在此背景下，本国福利支出占比的大幅提升，既是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中美长期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壮大和升级本土消费市场的必由之路。具体的方案，就是我所提出的“未来起点收入”。
中央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再分配，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这十年来也进行了若干探索，但是下边需要加速落地。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应该与技术进步充分结合，尤其是借助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辅助，推进公共服务的大规模数字化和智能化，通过公共部门的数字革命实现全政府的提质降本增效，这是中国之治超越美欧日的重要战略机遇，也是让财政更加可持续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