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起，“制度型开放”提出已有三年多时间。其间，RCEP达成协议并在各国相继生效，中国申请加入CPTPP，中国的对外开放思路与格局，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的要义，是从以前以商品和要素的流动为核心，转向以规则的对标、修订与互鉴、推广、兼容、衔接为核心。前者偏重“形而下”，后者则偏重“形而上”，并与国内某些领域的改革互为因果，是一次对开放的升级重塑。为此，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了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叶辅靖。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制度型差异已成为重要制约因素
中新社记者：中国开放的进化历程，怎样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到如今的制度型开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叶辅靖：背后的逻辑有两个：一是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推进，不能长期单兵突进；二是时代变了，发展条件和需求变了，侧重点也要有所改变。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就是出口进口、资本及其他要素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开放，看重的是商品要素本身，开放的物质方面。
制度型开放则聚焦规则与制度层面，简单说，就是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先进的经贸规则，在清理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实际上是双向接轨，既继续向国际先进高标准规则靠拢，也把我们自己的领先规则向国际推广，接受检验，变成国际规则。
从改革伊始，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就一直伴随着制度型开放。大的方面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小的方面有关税、外贸经营权、利用外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与国际接轨。
“入世”前后，我们加快了制度型开放的步伐。例如，涉外经济法制化建设方面，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中国集中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利用外资等涉外经济法律体系；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方面，根据承诺，中国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对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仅保留了依据国际公约以及在世贸组织规则下为保证生命安全、保护环境实施进口管制产品的许可证管理；外资准入方面，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构建更加开放、便利、公平的投资环境。
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并非意味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再重要，只是强调开放模式和方略的转变和调整。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仍然是中国开放的立足点和基本归宿，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制度型开放仍服务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型升级。不能为制度型开放而制度型开放。
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形而下”，与当时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力增强，过去资金短缺等制约因素已经消除或大大缓解；二、商品要素跨国境双向流动已成常态，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三、商品和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的不协调不匹配问题日益突出；四、制度性差异成为商品要素型开放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正常的经贸往来常受规则制度差异的困扰，特别是边境后制度规则差异的困扰，引发的经贸摩擦、冲突和贸易战此伏彼起；五、国际新产业新业态新贸易投资范式不断兴起，而相应经贸规则存在真空地带和碎片化趋势，亟需中国积极介入，抢占制高点，充当新规则的创始者、贡献者、协调者、引领者。
开放与改革的互动更加复杂
中新社记者：制度型开放与国内改革有何互动关系？与商品和要素型开放阶段相比有哪些不同？
叶辅靖：以开放促改革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问题，其本身就是改革的深水区，是改革难啃的“硬骨头”。制度型开放最主要的是国有企业规则、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数字贸易规则、劳工规则、竞争中性规则、知识产权、市场经济导向等规则。在这些方面，中国相应的现行规则与所谓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差异较大，有的涉及制度红线或底线，有的是赶超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抓手，有的事关国家安全，改革难度很大。
比如补贴规则，中国与国际规则发展趋势有巨大差异，主要是专项补贴上，表现在：一是不断扩大禁止补贴的主体；二是拓展禁止补贴的领域，由货物贸易相关的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领域；三是扩大受禁的补贴方式，国有企业间的担保也在禁止之列；四是提高补贴的透明度要求和通知义务。
可以看出，制度型开放与改革的互动关系，跟商品和要素型开放时期不同，一是制度型开放本身就是改革，是合而为一的；二是二者互动更艰巨更复杂；三是对要素流动型开放和对发展的促进作用充满不确定性，取决于这种改革所采取的路径和由此引起的社会震荡。
“制度型开放”要注意策略
中新社记者：接下来，要推动制度型开放，主要要解决哪些问题？
叶辅靖：一、要分类施策，在跟跑、并跑、领跑和混沌的新兴领域采取不同的方针和策略：在跟跑领域，主要是认真学习，谦虚借鉴；在并跑领域，结合自己的水土，取长补短；在领跑领域，以我为主将中国规则上升为国际通行规则；在新兴领域，要积极介入，抢占先机，占领制高点，增强话语权和引领力。
二、继续坚定捍卫全球化的积极成果，督促发达国家逆转“五个背离”趋势。中国对外开放能否顺利进行，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化大势是否继续滚滚向前，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有利。当前发达国家“五个背离”趋势日益严重，即，背离传统的务实态度和做法，在经贸关系中过度嵌入价值观、意识形态因素，政治、国家安全泛化极化；背离自身优势和自由竞争信条，搞“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背离结构改革的既定路线，淡化自我革新、自省、自己发展障碍的清除，强化对别人发展的限制；背离非歧视原则，公然在内部市场上为中资企业量身定做歧视性规定；背离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的谨言慎行传统，日益对与双边关系没有直接关系的中国经济内政问题说三道四，并作负面解读。
三、在国际经贸规则对接上“以我为主”，要注意策略。在主要是自己单方面的事情上，开放什么、开放到什么程度、开放节奏、开放先后顺序，要根据国情和自己的发展需求，自主把握。但在涉及双边或多边利益的共同游戏规则上，是要大家共同接受的，要体现各方的诉求，注意利益平衡。
四、进一步积极顺应国际经贸规则变革大趋势。现阶段还应继续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因其本身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且经历了实践的长期检验，已成为国际通行规则。此外，这是我们施加影响、做出修正的有效途径。
五、正确对待制度型开放的几大核心议题，如国企议题、补贴和产业政策议题、劳工规则议题、数字贸易议题等，掌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平衡、高标准规则和务实渐进的平衡。其实中欧投资协定和申请加入CPTPP都为我们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路径指引和方向标识。
六、要进一步辩证而精准地看待对外开放中的安全问题，把市场准入与内容监管做适当的区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