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主政安徽
《纵横》：1977年6月，中央决定由万里主政安徽， 这一决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作出的？
崔传义（以下简称“崔”）：1977年6月20日，中央决定调整安徽省委领导班子，由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总揽省内党政军最高权力，全面抓安徽的拨乱反正工作。对此万里曾说，原来是派他到湖北省给另外一个老同志去当二把手，可当他去看望邓小平时，邓小平提出让他去安徽。
万里
此时，经过10年折腾，安徽农村的生产力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大呼隆”“大锅饭”等弊端益发恶性发展， 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社员收入低，不少人连温饱都维持不了，这些问题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能吃饱肚子，大批农民不得不逃离故土，安徽也因此成了闻名全国的讨饭大省。
万里到安徽后，首先集中精力清查与“四人帮” 有关的事：他采取果断措施，排除派性，整顿领导班子……
在此过程中，万里了解到安徽好多地方有出去逃荒要饭的，有些县、地区向省委报告说没有饭吃，要求调购粮食。
万里（前右一）在安徽农村调研
1977年8月22日，万里听取了时任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的汇报。这位干了几十年的“老农委”向万里讲述了残酷的现实：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这些队的基本状况是“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其中有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听取汇报后，万里让周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性意见，自己则深入基层，走访了大别山区和淮河两岸， 以进一步了解农村实际。
轻车简从考察省情后，万里说，我要拿出80％的精力来抓农业
《纵横》：赴任安徽不久，万里即下各地基层考察农情、省情。万里在考察中都有哪些所见所闻所感，对他的决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崔：清查“四人帮”，稳定安徽大局之后，万里就把注意力转到农业、农村。战争年代，万里一直生活战斗在农村根据地，对农民是熟悉的，但进城后一直从事工业和城市工作。为了了解农情、省情，他首先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基层、深入农户，用三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全省各个地区的一些县市和广大农村。一路上，他不作指示，只是看、问、听；他不只看农业生产，而首先看农民的生活。
金寨县，皖西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十万农民参军参战，人称“将军县”。在那里，看到一些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万里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在皖东滁县地区的定远县，他走进一家农户，七口人只有一床破被絮，锅里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成的黑糊糊。他在路上同一个农民拉家常，问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只要吃饱肚子、里边少装些山芋干子就行了。在凤阳县，他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讨饭的情景。1977年冬，省里不断收到沿海一些地方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据不完全统计，仅凤阳县那年冬天外出讨饭的就有1.3万多人。万里决心要解决讨饭问题。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气愤地说：“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他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
经过调查研究，万里认为安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 农业上不去，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第一把火：突破“左”的禁锢，出台省委“六条”
《纵横》：1977 年11 月底，在万里的主导下，省委“六条”出台，请为我们回顾一下出台背景、过程及其影响。
崔：经过调研，万里认为，把农业搞上去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就这样逐渐形成了突破“左”的禁锢，以生产为中心，放宽农村政策的思路。
以生产为中心。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1977年11 月，安徽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六条》）。万里在会议开始时指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 一切就无从谈起。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六条》强调搞好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成作业组，只许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和社队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兼顾三者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些内容在“左”倾盛行时期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成了禁区。《六条》恢复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安徽由此迈出纠正农业上“左”的错误、解决农村政策问题的步伐，深受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他还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条件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决不能再讨饭。”
放宽农村政策，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滁县地区定远县地处江淮丘陵，十年九旱，省委原主要负责人却强迫社队不顾条件盲目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结果水稻总产增加有限，而玉米、红薯等旱粮作物和豆类、花生、烟叶等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成本高，收益少。1977 年6月，滁县地区调整了定远县领导班子。新班子上任正是抢种时期，还有几十万亩没能安种。他们纠正过去瞎指挥的错误，实行有水种水稻，无水种旱粮、插山芋， 由生产队自主决定。由于因地制宜、抓住农时，获得了农业丰收。1978年1月，新华社记者到定远调查，写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的报道稿。对此，万里说：“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质上是个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问题”。“谁最了解实际情况呢？当然是天天同土地、庄稼打交道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他们最有发言权……”
顺势而为，推动联产计酬和“双包到组”
《纵横》：继省委“六条”之后，万里又尊重基层意愿，力主推动实行联产计酬和“双包到组”，请为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决策的出台经过。
崔：自从安徽农村工作迅速转到以生产为中心、放宽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轨道上来后，为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改革也由此进入群众直接参与、开始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第二阶段。改革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体制实质是领导正确对待农民，政府还权于民，重新调整和界定权利关系的问题。对此，万里较早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核心问题。
1978年6月，安徽省委连续开了两次常委会，讨论夏收分配中夏粮征购的起征点，农民的留粮标准到底定多少。由于对夏粮总产缺乏准确的判断，会议没有作出决定。会后万里再次深入基层，走访了五个县的十几个打麦场，和群众、生产队干部交谈。摸清情况后，他说， 生产队上报的产量比实际产量偏低，原因是群众怕征过头粮，怕留粮标准低，吃不饱。这是农民群众对过去的浮夸风和高征购的反抗，是错误政策逼得农民不敢讲真话，要农民讲真话就必须政策对头。在第二次讨论夏粮分配的会议上，万里说，分配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核心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我们过去的问题是只顾国家一头，忽略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有的甚至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不顾群众死活，严重打击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有群众观点，不能把国家利益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没有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又从何而来呢？
在这次会上，省委决定：从夏收分配到秋粮下来之前，两个多月时间内集体分配给社员的平均口粮不足75 斤的生产队，一律不征不购。
一次，万里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得好吗？……这个问题应当说很大，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这些谈话蕴含的一个思想就是政府要把应属于农民的权力还给农民。
《六条》实施、政策放宽后，群众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也深入到生产队自身吃大锅饭，影响群众积极性的体制问题。突破从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开始：农业生产责任制从不联产到联系产量，有些地方还搞起了包产到组，凤阳县则搞了大包干到组，极少的地方甚至偷偷搞了包产到户……这就提出了领导如何对待群众实行联产承包的问题。
1978年春，滁县地区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大旱之年粮食产量由上年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人均收入增长30％。天长县新街公社由于大旱棉花苗面临着枯死的危险，决定把棉花包产到户，超奖减赔，棉花亩产较上年增产近9成。来安县广大公社按照工作和生产指标完成情况实行干部奖惩责任制。这些做法是下面暗暗搞的，直到这年9月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才由干部反映出来。万里听了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汇报，非常重视，要求搞好调查。他看了调查报告后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也不行。滁县地区关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三个材料可以大胆试行”。滁县地委以文件形式将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全区， 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试点。文件下达后， 许多社队干部群众争当试点，一些不是试点的生产队也自发地干起来。
凤阳县有的干部群众认为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的办法太烦琐，创造出大包干到组的办法，即小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由组分配。到1979年3月底， 滁县地区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不能坐在房子里争论，要尊重实际，到群众中去解决
《纵横》：正当安徽一些地方包产到组迅猛发展的时候，《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浩来信”。请为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况。
崔：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编者按”则提出： “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该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封读者来信对包产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安徽农民浇了一瓢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3月16日，万里来到滁县地区。他说：“作为报纸，发表个人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核算，那不是五级吗？”“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 可以一直干下去。”万里针对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所引起的争论，提出衡量是非的标准。他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凡是能增产，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办法。
3月17日，万里在天长县视察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后对王郁昭说，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不可忽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经济是细胞经济，非常活跃。把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可能是农村改革的一条出路，当然还要靠实践来检验。3月19日，在嘉山县横山公社良郢生产队与社员座谈，万里问：“包产到组包的指标高不高？”农民说：“这个产量还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呢，1955年我们社里收过30万斤粮食。”对此，万里说：“农民为什么要求包产到组，要求包产到户，为什么怀念那一段，因为能增产，能增加收入，这是要摆脱“左”的束缚。这要作为一个题目好好调查一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再找出今后发展的办法。……不能坐在房子里争论，要尊重实际，到群众中去解决。”
1979年6月，万里来到定远和凤阳县，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农民愿意实行大包干，都说：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张浩来信”这股风被顶住了，但搞大包干干部怕犯错误，群众怕变。万里说：“实行大包干，干三五年就富裕起来了，这好吗？可以干三五年，只要社员积极生产，都能富就行了。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也可以让他们搞。”
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要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
《纵横》：离任前夕，万里顶住压力，为安徽的包（产）干到户“上了户口”，使农民的这一做法合法化，请为我们回顾一下这一经过。
崔：包产到组、包干到组，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 但克服了生产队的大锅饭，却又出现包产组的“二锅饭”，农民并不满足；个人责任不明确，劳动者的利益不能直接体现出来，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于是出现“双包到组”向包产到户演进的趋势。
肥西县最早搞包产到户，这与安徽省委的借地度荒政策有关。1978年安徽遭遇特大干旱，绝大部分地方没有下过透雨，粮食、经济作物严重减产，秋种难以进行。9月初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和秋种，万里提出采取特殊办法发动群众。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还不如让群众借地度荒。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地、开荒地种粮种菜，谁种谁收谁有。集体无法种的， 也可以单独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社员种。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打破了在土地制度上只准集体使用的禁区。肥西县山南区有人由借地进而提出搞包产到户。黄花大队首先搞了包产到户，其他生产队也跟着干起来。
1979年2月，省农委工作组到肥西考察，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规定不准包产到户，周曰礼从山南返回合肥向万里反映老百姓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省委常委会对此讨论，大家发言后，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现在我们变革生产关系，就是要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大的政策已经有了，要解放思想，百花齐放，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省委的意见向肥西干部群众一宣布，不仅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而且山南区六个公社都搞了包产到户。不到一个多月时间，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一下子占到总数的40%。这年夏季，山南区粮食产量较1978年增产一倍以上。
1979 年夏，邓小平和万里在安徽黄山
在以包产到组、包干到组为主的滁县地区，1978年底也有部分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这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暗中搞起了“大包干到户”。1978年秋后，凤阳县搞包产到组，小岗生产队先划为4个作业组，干不好， 又分成8个，还是合不拢，干部社员商议，干脆搞个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如果因为土地包到户，干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 岁。1978年底，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就在小岗出现了。
包产到户过去多次出现过，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高潮时出现过，后来三年困难时期也曾出现过。大包干到户则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区别主要在于：包产到户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承包产量，以产计工，增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 生产队实行“五统一”。农户生产的粮食等要交生产队实行“统一分配”，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再按各户上缴的产品计算出工分，然后按工分实行分配。这种办法手续繁琐，由于在分配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一平二调和干部存在某些不正之风等现象，群众很不放心，农民对产品没有支配权。大包干到户则不同，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由生产队同农户签合同， 农户按合同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交足集体的提留，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奖赔就在其中了。农户只要完成合同上缴的任务，至于土地如何经营，完全由农户自主决定。因此，包干到户不是对生产队的生产承包，而是对土地的经营承包，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而且掌握了包干上缴后剩余产品的收益权。
可见，“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一字之差， 而性质完全不同。包干到户，农村土地真正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通过承包获得对土地的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简而言之，包产到户是农民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 而包干到户则是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就是“小岗模式”的核心所在。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完成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全都是自己的。”这种办法“责任具体，利益直接，方法简单， 百姓放心”，农民特别拥护，这也是大包干到户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很快普及开来的关键所在。
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达到13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6倍。从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任务，分别超额6倍和80倍。
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进行批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安徽的大规模出现招致了比制定《六条》、承包到组更加强烈的非议和责难。有的省刷出“反对复辟倒退”“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等大标语。在省内，农民群众积极要求和推进包产（干）到户，而许多地、县领导班子内部则存在意见分歧。
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坚决排除干扰，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支持群众在实践中开辟农村发展道路。从1979年12月起，万里作了多次讲话。12月1日，他在省军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大好形势，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争论最大的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内涵。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地方，生产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衡量各种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好坏，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应该调查研究，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并正确地加以引导。” 12月25日，他在安徽省人代会上指出，只要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收入越多越好，群众生活改善的越快越好。1980年1月11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总结了前30年农业的经验教训，强调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要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生产责任制一定要建立，到底建立哪种责任制合适？主要看增产是否显著， 农民收入是否增加，集体积累和对国家贡献是否增多， 大多数群众是否欢迎。我们应当尊重群众的意愿，允许群众在实践中比较、选择。”他又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 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去看过，都热乎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呀， 要批判呀，说它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提倡，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 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批准。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它完善，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使农民富起来。”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又来到滁县地区，在小岗生产队挨家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以前大呼隆可把农民搞苦了，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支持你们。”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多打粮，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能改善生活，干一辈子也不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去打了。”万里临走语重心长地对地、县委负责人说：“不管哪一级领导，再也不要给群众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安徽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有的同志劝万里和其他省委领导人，不要为包产到户犯错误，有的说，你岁数大了，再经不起戴高帽子、坐飞机了。万里曾说：“很多同志不同意包产到户，是认识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这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谈及安徽农村改革时，万里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
《纵横》：对于安徽所开启的农村改革，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请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崔：安徽的农村改革得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万里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1980年5月31日，正当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受到讨伐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又说：“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小平同志的谈话是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肯定、支持和鼓舞，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小岗村村民文化广场上的邓小平语录和“大包干”带头人手印石刻
一次，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万里对陈云同志说， 我那里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陈云同志合掌抱拳，高兴地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万里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 上了户口还很有可能会被注销的。”
1980年初，万里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农业。在邓小平同志对农村政策作了重要讲话后，他提议召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起草会议文件，旨在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1982到1986年中央5个“一号文件”，是在万里主管农业期间制定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到1984年底，全国99%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这一年粮食产量达8000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我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92年10月，万里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承包制载入我国《宪法》。
安徽改革的三条经验
《纵横》：回头来看，安徽农村改革主要包括哪些特点，对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农村改革提供了哪些经验和启示？
崔：安徽农村改革有很多经验值得汲取。我当时在滁县地区工作，能及时知道省委领导的讲话信息，而且万里六次来这个地区和凤阳县考察，后来我又有幸参加《万里文选》编辑工作，接触大量材料，每每为他在农村改革中的作为所感动。
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大包干家庭承包制起源于安徽，短短几年时间变为全国农业微观经营体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突破根本上来自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来自中央、地方领导与群众的积极互动。在安徽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 群众称赞万里，实质是表达对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八亿农民在农村改革中获得再一次解放，对整个改革发展进程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万里对改革提出的一些具有创见性的理论观点，也是党和人民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这一开改革先河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万里在1985年曾做过一次总结：第一，坚持群众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坚持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