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总结中国过去40年的基本经验，根据我的观察，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要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过去40年的基本规律，也可以说是基本经验。那么，新一轮思想解放，我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内民营企业到底如何定位？再有一个国际问题是中美关系到底如何定位？” 8月15日，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魏加宁发表上述观点。
魏加宁进一步说道：“中国经济改革做对了什么？我认为有两件事，在宏观上引入了市场经济，微观上引入了股份制，因此，中国经济过去这些年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中国经济增速为什么又放慢了？当然有客观原因，比如过去高速增长依靠的“三大红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口红利消失、资本红利消失、技术红利消失，包括缺乏创新动力等等。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改革红利消失了。”
在民营企业家群体预期不稳、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的背景下，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今年7月、8月中央连续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和《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提出了31条政策措施和28项具体举措。这是继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国务院于2010年《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后，中央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文件。
魏加宁认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大体方向是对的。从实际上，政策效果或者说给民营企业提振信心的效果可能在不断递减。因此，要警惕我们发展民营经济的口号或者政策陷入“塔西佗陷阱”。
“当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魏加宁说，针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家对民营企业有这么高度的共识。我的观察，无论是上中下还是左中右，对民营企业的重要性的认识空前一致。
他认为，大概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趋势，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近几年处于下行阶段，由此带来相关的财政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持续下行，它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二是，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经济要保持合理增速，就得依靠民营经济。
“上述这些共识过去是没有的，甚至我看到一些左派的专家，现在也都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是非常好的契机。”所以，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为民营企业彻底正名，这样才能够解决民营企业的后顾之忧，否则，仅仅吃“定心丸”，并不能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
如何为民营企业正名？魏加宁介绍，现在大体上有这么几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主张把民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类似于1980年代，戴一顶“红帽子”，给民营经济带来合法性，为其赢得发展空间。“但是这种思路仍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框架。”
第二种主张是，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
魏加宁则认为，国企、民企还是要区分的，不区分不意味着不会区别对待。越是国有企业，越要加入民主监督。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但并不否认国有企业的作用，国有企业要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情。魏加宁说：“民营和国营的区分，强调的是经营权，国有是和私有相对应的，强调的是所有权，因此，在理论上，我们还需要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与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区别，就是出现了广大的民营经济。同时，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多年，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速度。现在经济往下走了，经济增速如果出现大的波动，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当前急于发展，想把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合理增速的重要理由。
如何为民营经济发展助力，具体该如何做？魏加宁认为，发展民营经济需要依法治国。“仅仅靠领导喊话强调是不够的。”所以，他主张，首先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尽快写进《宪法》。如果能够在《宪法》层面上确立这一原则，民营经济发展，就会大有希望。“包括如何扩大民营经济市场准入范围，保护产权，促进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公平竞争，这些都涉及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魏加宁称。
魏加宁也提到，现在，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一些“权宜之计”，比如，有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尽可能先用货币政策，建议大幅降息，以改善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在目前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目前应以财政政策为主，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稳定总需求。也有财政学者建议，用国债去置换地方债，以防止当前地方债务风险。对此，魏加宁的观点是：“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常规的宏观调控就能解决的。比如说，利率调低几个点或者税率调低几个点，可能都抵不过一句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当前的经济问题并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
魏加宁表示：“短期政策的效果在递减。需要有一些根本性变化，彻底打消民营企业顾虑 ，制定政策要有长期主义策略。”他进一步分析称，比如，如果国际环境总是要面临颠覆性的风险，企业家群体肯定难以做长期投资，如果国内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总是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企业家群体也难以拥有长期主义策略。“因此，我们要加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要给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以便让他拥有长期主义。”
魏加宁强调，“现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企业家仍然缺乏信心。政府必须做到以法治建设为中心。我们只有把法治建设搞好了，不需要特意地招商引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外企、民企有逐利的激励，哪里的环境有保障，他们自然就会来投资。现在，那种我们所期待的高速发展的投资已经很难看到了。”
近期，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到，当前中国经济要想走出困局，需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魏加宁表示，“日本之所以能够走出大衰退，我的观点和辜朝明正好相反，他认为是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认为恰恰不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而是靠改革。”
魏加宁分析称，辜朝明的日本药方治不了中国经济的疑难杂症。他所开出的日本药方——“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解决不了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真问题，而且还有可能误导中国各级政府，使我们错失改革良机，重蹈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覆辙。在魏加宁看来，“改革就是动手术。”改革要由中央来推动，要坚持名正言顺的改革。
关于当前热议的化解地方债问题。魏加宁认为，地方政府本身还有大量的优质资产，如果让这些优质资产进入市场交易，那么对民营企业而言，就是机会。这样既解决了地方债务问题，又提高了民营企业的比例，也能直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魏加宁建议，鉴于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要想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唯一办法就是：“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天赐良机，旗帜鲜明地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力以赴地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倘若如此，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的改革红利，拉动新的增长。”
在改革路径选择上，他认为可从如下几点入手：
第一，据他和团队在2018年的测算，目前中国每年因不公平竞争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公平损失和福利损失大约占到GDP的22%；“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推进竞争政策，真正实现公平竞争，我们就能够获得‘公平竞争红利’，GDP增速每年至少可以提高2个百分点。”魏加宁说。
其次，如果能够推进高铁体制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我们就能够有效化解高铁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国有金融机构风险，从而获得“化解风险红利”。
再次，魏加宁表示，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如果能够在全国人大设立评估委员会，由国资委提供国企数据，由工商联提供民企数据，然后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逐个进行对比评估——凡是民营企业能够用较低成本、较高效率做得较好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坚决退出——让国有企业集中精力去做民营企业做不了、做不好的领域。通过“民进国升”，获得“布局调整红利”。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魏加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