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17日，第六届安仁论坛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古镇隆重举行。论坛以“新发展格局下的乡村振兴”为主题，邀请各界大咖共话“乡村振兴”。大会设“奋战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央企乡村振兴分论坛和“乡村振兴与美好生活”分论坛，第三届“小镇美学榜样”发布系列活动再度描摹了中国乡村小镇里的“三生”融合之美。
论坛以安仁线下主会场为依托，结合访谈直播、融媒体互动等线上内容，邀请各部委领导、学界业界权威专家学者、30余家中央企业负责人和相关分管乡村振兴工作领导以及乡建、康养、文旅、智慧科技等领域的实操代表进行分享交流，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本届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务院参事室指导，中华文化促进会、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搜狐焦点狐椒文旅作为伙伴媒体全程报道本届盛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史育龙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史育龙表示，安仁论坛以推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为主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并行不悖。
党的十九大报告排名前列次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并提出20字方针。史育龙指出，从总要求中可以看到紧紧围绕着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如何让方针变成现实，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是重要的制度保障，换言之，没有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协同互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为此，史育龙从三个方面对乡村振兴进行了阐述：
排名前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四年来取得的一些进展和面临的挑战；第二，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来看乡村振兴；第三，通过走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作为七大战略内容写入报告，现如今相关意见、规划、条例和法律的陆续发布，构建起了推进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今年6月1月起正式开始实行的《乡村振兴促进法》，将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及各地成功的实践用规章的形式、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成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的一个基本遵循和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四年多来各个部门为了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累计制定出台了50多项政策举措，这些法律法规以及文件强化了乡村振兴的政策供给。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国农业银行在成都进行签约，冀在四川成立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在史育龙看来，这些举措均是各个地方和部门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不断推进重要实践，也是强化乡村振兴的要素保障。此外，从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围绕着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村庄规划、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以及加强改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文明等等方面，也都有大量的政策供给和各地丰富的经验供参考。
今年，史育龙所在的工作中心针对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数据显示，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9899万贫困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实现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出列，消除了区域性的特别贫困。同时国内的粮食生产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十七连丰”，人均粮食占有率达到了472公斤的新高点。同时，过去11年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始终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各地的面貌、人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史育龙指出，自从2019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相关文件发布后，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
史育龙展示的评估数据显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产效益、城乡关系方面的指标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整体截止2022年仍可实现规划的预期目标。与此同时，史育龙也看到乡村振兴还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比较明显；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的短板、民生领域的欠帐以及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人才这些方面的短板比较突出。在史育龙看来，以上均是在乡村振兴的后一个阶段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现如今，国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四年有余，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自2014年开始实施，至今已7年，新一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即将出台，在此背景下研究乡村振兴问题、看待乡村振兴问题需要更多城乡关系的视角。史育龙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三次重要的谈话和讲话内容，以城乡关系的视角阐述乡村振兴的思想脉络。
排名前列次是2018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史育龙解释，城镇化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人口。目前我国城镇人口规模达到9亿，乡村人口达到5亿，群体数可谓庞大。因此，总书记提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第二次是2019年5月，总书记在江西赣州调研的时候清晰的讲出了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即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要互促共生，把乡村振兴起来，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今年8月，总书记在河北承德也同样谈到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达到很高水平，也还有几亿人要在农村生活，所以我们既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最后落到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史育龙称，这种关系就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内涵，有了这样的关系做保障，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互促共生就有了立足点。
同时，近年来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开始放缓，去年受疫情影响，农民工整体数量骤减，就近转移的特征明显出现。
史育龙谈到，另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人口分布变化。他指出，前一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这21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已经占到了全国的1/5，经济总量占到全国1/3，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东南移，向城市群、向特大城市、向中心城市、向都市圈地区集聚明显，两横三纵的格局正在快速形成。
此外，史育龙称，在中央政府大力推动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城乡融合的步伐要显著加快。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过程中间如何建立城市人才入乡的激励机制，如何建立工商资本入乡的促进机制，如何建立新产业、新业态的培育积极以及健全农民经营型收入的增长机制等等这些方面值得各方重视。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史育龙认为仍需从城乡融合的角度发力，具体分为以下五方面：
排名前列，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在史育龙看来，这是乡村振兴的长期保障。如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同时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此外，还要完善乡村发展的投融资机制以及人才入乡的激励机制，人才入乡激励机制对于乡村振兴的长期目标至关重要，各地仍在探索阶段。
第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是实现乡村振兴长远发展的排名前列推动力。史育龙建言，要统筹城乡空间规划，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以及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公共服务领域。
第三，协同推进县域的城镇化，优化村庄布局。史育龙坦言，中西部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但在调整过程中间要杜绝强制性、不尊重农民意愿、强迫农村上楼的问题。
第四，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建设基础设施。
第五，乡村建设行动。要把村庄规划、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升这些方面放在重要的位置，但不仅限于以上方面，农村精神文明、生态环境等等这些领域对于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都是未来的政策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