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选才机制
选才机制是思想文化的结晶体现。破除封建腐败的用人潜规则，是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军事精英的关键。
甲午之败，既败于军事，又败于政事，更败于人事。军事、政事，关键和要害的是人事。
宋高宗问岳飞：“怎么才能做到社稷安定？”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而甲午时期，文恬武嬉，贪腐成风，必败无疑。
战争，是敌对国家之间最高形式的较量，事关国家生死存亡。这意味着战争是最需要精英，也最催生精英的事业。
新型战争需要高效精干的新型军队，新型军队需要以高素质军事人才为支撑。军事变革的规模、速度和程度与军官队伍素质密切相关。人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军事变革需要优秀的军人来担当，最终也体现在塑造什么样的军人上面。
刘伯承元帅说，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高级指挥员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着战争成败、国家安危。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注重人才培养、发现和使用的历史。
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主席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毛主席的自信，不是说我军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而是在战争中涌现出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备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赢得了人才高地的优势。晋察冀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都是优秀的将帅之才。建国前，这批高级指挥员为我们党赢得了解放战争胜利。建国后，从抗美援朝战争到几次边境自卫反击战，这批人又是我们赢得胜利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靠这批人赢得了几代人的和平与发展。但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这支队伍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与强敌较量的最薄弱环节。事实上，我们这支军队，最不缺的是人才，最缺的还是人才。说不缺，是因为我们每个单位都有德才兼备、思想解放、勇于担当、拼命苦干、堪称精英的好干部；说缺，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形成和有效贯彻执行一套科学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
思想文化是制度机制的核心，任人唯亲、“选才惟财”的潜规则，是腐败文化的反映。如今，甲午时期封建王朝腐朽不堪的政治制度已不复存在，但封建主义的用人思想却并未扫除干净。用人腐败已经成为祸国殃民、毁军败政的最大祸根。前一时期，有的拿官职做交易，明目张胆、明码标价买官卖官；有的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以单位划线，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拉帮结伙、收买人心，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搞人身依附，跟人不跟党。风气一开，上行下效。不少干部想获得提升，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哪个领导，怎么去送礼、去效忠。有门路的靠门路，没门路的找门路；干的不好的靠跑靠送，干的好的也得去跑去送。那些真正一心谋打仗、而又不愿同流合污的优秀干部受到了排挤。而通过向上级“进贡”获得升迁的人，一定要通过向下级“纳贡”来收回成本，如同一个核裂变的链式反应一样，层层传导，直至末端。这种腐败文化的辐射力、渗透力极强，严重败坏了我军的政治生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力挽狂澜，铁腕惩腐，猛药去疴，严法纪、纠风气、强队伍，始终把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作为强军兴军的根本大计摆在战略位置。基于古今中外人才兴军经验，特别是当代世界军事领域人才竞争态势，习主席强调：“关键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要通过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调整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干部制度体系，为更好集聚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提供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这为我们增强人才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公信度，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为科学选才、兴军强军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当年邓小平推进改革时，得到了一大批干将的辅佐。今日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关头，虽不是“亡国灭种”的关头，却是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突破的关头，非常需要一批猛将良才，需要大批新事业的拥护者、实践者、开拓者。要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推行能力本位的军官岗位任职和晋升资格制度，把各个岗位必备的培训任职经历、相应专业资质等标准化，使选人用人的重要环节公开化、透明化、实名化，将干部选拔任用进一步走上法治化轨道，切实把那些有决心支持改革、有智慧谋划改革、有能力推进改革、有勇气自我改革的干部真正用当其时，用当其位。
